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他乡，成为勒氏的囊中之物；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尚在酝酿之中，但被国人拿到的可能性实在渺茫。我们的文人墨客对此倒是波澜不惊，甘于寂寞，或者是卑之无甚高论，显出一副失落许久之后的麻木状。这也无可厚非，毕竟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，无论是反省也好，绝望也罢，安静一会儿总是应该的。

    不过，今天中国文坛陷入低潮，作品整体水平不敢令人恭维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这称得上是一个“大雅久不作”的时代了。我们一向有混乱的经济学、贫穷的哲学、幼稚的法学的说法，现在看来，至少还要加上一个无奈的文学了。

    的确，现今中国社会的商业味太浓，功利性太强，大家不甘寂寞，熙熙攘攘，为的都是利来利往，难得有人沉下心来做点学问。部分人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，希望在茫茫人海中“鹤立鸡群”，往往不计手段，自我炒作，花样百出。例如，先是有人在大街上裸奔呐喊试图扬名立万，此人经查居然精神正常。后又有芙蓉姐姐惊艳出场，她骚首弄姿的表现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，但在姐姐之后，再出些芙蓉哥哥芙蓉大妈之类效果显然差了许多。君不见凤姐口出惊人雷倒众生之后很快就“泯然众人矣”。芙蓉姐姐倒是功成名就，红了一把，只可惜好好一个花名，硬是这样被糟蹋了。怪事年年有，今儿个特别多，为博大众嫣然一笑或勃然一怒，诸位君子可谓花样百出。对此，我们在经过种种光怪陆离场面的短暂迷惑之后，终于回过神来——原来人真的可以无耻到这样的地步！

    文学与上述骚动相呼应的是掀起一股脱衣风，或曰下半身写作，大家不管真脱假脱，反正是一拥而上，必先脱之而后快，脱得一地衣服，脱得不亦乐乎。什么《在70年代的乳房上奔跑》啦，《决不堕胎》啦，《有了快感你就喊》啦，《从呼吸到呻吟》啦等等，不管内容如何，反正名字给人无限遐想。大家果然对此想入非非，纷纷拥入书店，购书的时候，脸皮薄些的不免有些面红耳赤，脸皮厚的则是一脸坏笑。不论读者读后感想如何，作者们着实赚了一笔。那真是衣服一脱，黄金万两啊。

    脱吧脱吧不是罪（只要不是太过火），一个愿脱，一个愿看，何乐而不为？问题是，衣服毕竟有限，当被脱得一丝不挂的时候，脱衣舞晚会只好暂停，这也是脱衣文学缺乏后劲的直接原因。以后的表演，尽管还是脱，那却只能是脱了再穿，穿了再脱，延续至今，没了新鲜感，恐怕是后继无人了。

    脱衣文学的出现，是社会急功近利的产物，是欲望表达的泛滥，也是文学滥情商品化的后果。当作家离开了本应坚守的精神阵地而被物欲化的时候，脱衣文学的出现也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了。同时，作家们一味追逐商业利益，也是现实的生存需要被无限放大了的必然，是对自我价值的严重不自信。尽管写作者们也打着发掘人性的幌子，但其实却干着只写性不写人的勾当，内容无非借情色赚取部分人的目光，真正的主题大概只有两个：物欲和性欲。文学的精神和实质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文学工作者的堕落，使得文学这一担负圣洁使命的精神载体沦为直接地宣泄欲望的工具——“我不是随便的人，我随便起来就不是人。”

   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，文学和法学被可谓双擎并举。文学的地位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期，文学更是担当着号兵和旗手的角色。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成就了五四运动，进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新时期。当今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程度不亚于其时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面临着许多尖锐现实的社会问题，像贫富差距问题、教育问题、医疗问题、失业问题、民主法治问题等等，每一样都值得我们深思。文学的使命，到底还是应该关注这些大众化的问题，关注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。我们的号兵和旗手此时却有意无意的失掉了职业的敏感，对此没能倾注应有的关注，倒是急急忙忙拥进争名夺利的大潮之中，使真正纯粹的文学成为商业化的牺牲品，也使众多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表达和揭示。正所谓大雅不作，哀不能陈。文学工作者们的失职，正在这里。因此，好脱的文人们，假如良知尚存稍许，最好还是留下那最后一块遮羞布，就算是保留文学的最后一点尊严吧。

    在对社会主流价值的重塑、培育优异的人文精神、以及对社会的正确引导等诸多方面，文学以及做文学的人显然已经严重失职了。其对社会发展的长远的不良影响，尚待评估。我们目前明确知道的就是：如此下去，我们不但离诺贝尔奖渐行渐远，就连产生一个拿得出手的大师级人物也是一种奢望罢了。